1、财政与货币系统关联效应研究——兼论中国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
该文构建了以“制度基础-调控能力”为主线的财政影响货币系统综合框架，运用文本分析、预算拆解和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索了财政部门影响货币流通的制度基础、传导渠道及调控能力。研究发现，财政部门在货币供给方面影响显著，国库存款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具有明显周期性特征，财政性信贷相对于商业性信贷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呈上升趋势。上述现象表明，财政部门不仅通过直接的财政活动影响货币供给，还通过影响信贷资源配置来调节货币市场，从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揭示了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履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职责以及财政性信贷制度等途径对货币创造产生影响的机制。基于研究结论，该文建议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国库收支影响以保流动性稳定，协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引导信贷资源流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文献来源：姚东旻,苏代钰,蒋婉蓉,等.财政与货币系统关联效应研究——兼论中国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J].经济研究,2024,59(10):170-188.）
2、到期债务压力与融资平台举债期限——兼论地方债务的流动性风险
该文聚焦于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的到期债务压力对其新发行债务期限的影响。通过分析2012年至2021年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数据以及2015年至2021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数据，研究利用实证方法旨在揭示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到期债务压力的增加，地方融资平台新发行债务的期限显著缩短，而显性债务到期压力并未影响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期限。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债务利差随到期债务压力上升而增加更多，强化了正向期限溢价。此外，债务置换政策有效缓解了融资平台的债务接续压力，举债期限得以延长。异质性分析还指出，还款能力较弱或政府扶持能力较低的平台受到期债务压力的影响更大，且存在同一城市内部、具有相同实际控制人或担保关系的平台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强调优化债务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为理解和应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献来源：马光荣,窦艺,聂卓,等.到期债务压力与融资平台举债期限——兼论地方债务的流动性风险[J].管理世界,2024,40(12):43-71.)
3、本地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最优关税——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该文研究了本地化成本对贸易政策效果的影响，特别是在关税不完全传递的背景下如何设计最优关税策略。以中国汽车市场为例，估计了每款进口汽车的本地化成本和关税传递率，并量化了最优关税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进口汽车的本地化成本占总成本的41.61%，且随汽车排量的增加，本地化成本比例逐渐降低。关税对进口汽车售价的传递率为69.56%，这一比例在大排量汽车中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本地化成本的差异是导致关税不完全传递的重要原因。不同排量进口汽车在本地化成本和关税传递率上的显著差异，支持了以排量为基础征收差异化关税的必要性。本文计算了基于排量征收的最优差异化关税，发现最优税率随排量增加而递减。研究指出，考虑本地化成本和关税传递率后，最优统一关税率为85.38%，与中国加入WTO前的高关税水平接近，该税率可显著提升社会福利。本文建议，政府应通过加强国内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本地化成本，以更好释放贸易福利。
（参考文献：冯笑,王永进,戴觅.本地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最优关税——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J].经济学(季刊),2024,24(06):1746-1763.）
4、绿色转型发展中的财政激励与协同治理——来自“山水工程”试点的证据
该文以中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程”）为例，阐释央地分权框架下财政治理如何通过“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和“项目制”方式解决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激励不足和协调不畅的问题。该文基于实地调研、电话访谈等形成的原始数据和素材，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山水工程”所蕴含的以财政为基础的系统性治理模式在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实证发现，“山水工程”在短期内使得生态环境状况呈现出整体性改善趋势，体现出较好的激励和协同效果。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合作模式、财政能力和环境本底基础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治理成效得益于“山水工程”对地方形成了积极的政治激励、绿色协同激励和经济激励。
（文献来源：祁毓,杨春飞,陈诗一.绿色转型发展中的财政激励与协同治理——来自“山水工程”试点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4,59(10):132-150.）
5、市级政府撤县设区行为的土地出让收入逻辑
本研究探讨了2008至2019年间中国市级政府撤县设区行为背后的土地出让收入逻辑，通过对比撤县设区前后原市辖区的土地出让情况，建立了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识别策略。研究表明，撤县设区并非直接财政体制改革，而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对撤并县的管理权集中，以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具体来说，市级政府利用建设用地指标的空间再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塑造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的土地市场一体化，增强了土地出让收入效应。撤县设区后，中心城区土地出让面积特别是商住用地出让面积显著增加，说明市级政府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中心城区以促进城市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较大的城市建设资金缺口，更有可能实施撤县设区。
(文献来源：李永友,张真真.市级政府撤县设区行为的土地出让收入逻辑[J].管理世界,2024,40(12):95-111.)
6、企业生产网络内的差异化税率与投资效率损失
本文聚焦于我国增值税“减税并档”政策下，由上下游企业税率差异化调整引发的税负扭曲问题，探讨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2016-2020年的税收调整数据及供应链企业配对数据，文章从供应链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差异化减税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减税政策显著减轻了上游制造业企业的税负，但加重了下游服务业企业的税负，导致税负扭曲。这种扭曲主要源于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减少，实际税负上升，削弱了政策初衷的减税效应。税率差异还引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投资分化：上游企业受益于税负下降，投资水平和收益率提升；下游企业则因税负加重面临融资约束，投资规模和收益率下降，甚至减少供应链参与，出现“断链”风险。减税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流、融资能力和纵向一体化，加剧了上下游企业的分化。为缓解此问题，该文建议逐步统一增值税税率，减少行业间待遇差别，并扩大增值税加计抵减范围，缓解企业税负压力、提升现金流，推动投资水平提高，从而优化税收政策效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冯晨,梁书宁,迟淑娴,等.企业生产网络内的差异化税率与投资效率损失[J].经济学(季刊),2024,24(06):1993-2008.）
7、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新任务，该文基于上述背景、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部署，分析并探讨了新一轮改革的新起点、新背景与新任务。
该文指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确立全口径预算体系、拓展了预算平衡周期、提升财政透明度等方式基本确立现代预算制度框架，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法制体系和征管能力，初步建立了现代税制体系；不断完善央地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取得了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然而，当前财税体制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政府间财政关系未完全理顺、基层财政运行困难、财政可持续性不高等问题。站在时代背景的要求下，该文指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具体而言应在多个方面协同发力，例如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适应数字经济和新业态发展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权，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文献来源：马海涛,崔馨予,张明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J].财政研究,2024,(08):3-13.)
8、中国精准扶贫计划的效果与机制：基于农村收入和家庭行为的研究
该文研究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多方面扶贫计划对农村收入和家庭行为的影响。基于县级和家庭层面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该计划使国家重点贫困县的农村收入在7年内显著增长了10.9%，并显著降低了贫困率。扶贫效果主要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改善等机制实现，尤其是根据地方比较优势实施的措施效果更为显著。研究进一步表明，工业支持提高了企业进入率、工业产值、就业和工资；农业发展增加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作物产量；公共服务改善推动了医疗卫生投入和教育资源扩展。此外，该计划对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影响尤为显著，增加了农民的劳动供给、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提升了儿童认知能力。通过计算收入增长与政府支出的比率，研究评估了扶贫计划的成本效益，并提出政策启示，包括实施多元化扶贫措施、同时瞄准贫困县和贫困家庭、因地制宜利用地方优势，以及改进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研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设计扶贫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献来源：Li R, Song H, Zhang J, et al. The Effects of a Multifaceted Poverty-Alleviation Program On Rural Income and Household Behavior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9、通过整体化个性化服务消除贫困：基于干预实验的实证研究
该文研究贫困家庭的个性化综合服务干预项目“Padua”的效果与机制。该项目由天主教慈善组织设计，面向有工作意愿但面临重大障碍的低收入家庭。干预内容包括详细评估、个性化服务计划、小团队密集式个案管理，以及灵活的财政援助。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者发现该项目在改善就业和住房稳定性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尤其是在入组时已有稳定住房但无就业的群体中，其就业率与收入显著提高；对于住房不稳定的群体，干预则显著提升了住房稳定性。这些结果支持综合性个性化服务的有效性，表明针对不同群体的定制化策略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项目成本虽高，但效果为全面减贫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献来源：Evans W N, Kolka S, Sullivan J X, et al. Fighting poverty one family at a ti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n intervention with holistic, individualized, wrap-around service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